[ 關於古巴 ]中國震撼

張維為 中國震撼

在排除了上述兩種“極左”和“極右”的非改革模式之後，剩下的還有兩種改革的模式：一是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二是前蘇聯的“激進改革模式”。

古巴的改革模式可以稱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盡量堅持原來的體制，在局部地方作一些小打小鬧的改革。古巴堅持計劃經濟，但也增加了有限的市場調節，和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很有影響的“鳥籠經濟”思路頗有共通之處。2005年8月，我到古巴訪問了10天，住在一個朋友家中，所見所聞，感觸頗多。對於古巴，我是心懷某種敬意的，因為這麼一個才1100萬人口的小國，竟然有勇氣向美國這個超級大國叫板，而且一叫就是40多年。還有傳奇般的人物卡斯特羅，我在歐洲近距離見過他兩次，確實充滿了個人魅力。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認：古巴給人印象是失望的。如果用一句話來總結，那就是古巴的經濟太困難了，人民的生活太艱苦了。我對自己說，如果中國當時沒有能夠勇敢地走向市場經濟，接受全球化的挑戰，中國今天的狀況可能不會比古巴好多少。

那次，我是乘古巴航空公司的飛機從巴哈馬首都拿騷起飛去哈瓦那的，這也是我百國之行所乘過的最舊的飛機，前蘇聯制造的安波洛夫42型螺旋槳飛機，看上去至少有30多年的歷史。艙內40多度的高溫，但所有的空調都失效，一個小時的飛行如同洗桑拿，汗雨如註。機上的乘務人員也是毫無笑容。飛機一起飛，坐椅上方的手提行李艙門全被震開，其中一個手提包還掉了下來，幸好沒有砸著人，但大家都有些緊張。只有一個美國小夥子，一手摟著自己的古巴女友，一邊放聲大笑。我看到一些古巴老年乘客對此有一種憤怒的表情，大概感到古巴的尊嚴受到了侮辱，但也只能無奈。

哈瓦那主要商業街上的商店大都空空如也，服裝店的櫥窗就是幾件白襯衫，藥房出售的，包括紅藥水、紫藥水在內，大概只有二三十種藥。市場供應給人的感覺比上海在“文革”期間還要蕭條很多。我的房東告訴我，主要生活用品都實行配給供應。面粉、豬肉、雞蛋、甚至食糖，都憑證供應。牛肉是國家專營，私人買不到，只供應給涉外的飯店和餐館。街上的車大都是50年代的汙染耗油的舊車，所以滿城都飄散著汽車尾氣的味道。車太舊了，所以拋錨的很多，路邊開著車蓋修車也成了哈瓦那的一景，還有用卡車車頭拖著公共汽車車身行駛的車輛。據說中國制造的大型客車很快就要抵達，我可以想象那將會是哈瓦那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政府對社會的控制非常之嚴。手機受到嚴格管制，鮮有人使用。上網也很不方便。除了在市中心有一個我等了半小時還沒有輪到我的網吧外，幾乎只有涉外飯店才能上網，每20分鐘收3個新比索，約等於30塊人民幣。價貴還不說，上網速度非常之慢，打開電子郵件，十幾分鐘就過去了。只有四個電視頻道：一個新聞臺，播送的大都是枯燥無比的會議；一個文藝臺，播送一些不錯的歐美經典故事片；兩個教育臺，傳授數理化、醫學和文化方面的知識，優點是沒有商業廣告的打擾。報紙雜誌很少，Gamme 是黨報，8個版面的小開本，都是口號和會議新聞，書店圖書的種類和數量也很有限。

人們往往把古巴的問題歸結為美國的封鎖和制裁。但我和一些古巴朋友私下聊天，他們認為，人為的因素至少占一半。比方說，榨糖，為什麼要憑證供應，因為糖價太低，糖農沒有積極性。中國飯店的一位老板說得更痛快，什麼禁運，主要還是自己禁運自己。企業一點進出口權都沒有。看到有人賺了一點錢，政府就開始緊張，要征你稅，最後搞得大家普遍貧困。古巴在80年代初曾嘗試開放農民自由市場、物價改革、工資改革和外貿改革，但由於很快出現了投機倒把、貧富不均等問題，古巴政府就從1986年到1989年進行了“糾偏運動”，強調加強黨的思想工作和精神鼓勵，反對權力下放，使得經濟又回到了原來計劃經濟為主。我曾好奇地在路邊一個只有兩個理發師的一個小店理了個發，但一打聽，這小店也是國營的，離下班時間還有一刻鐘，兩人拍拍屁股走人了，外邊等著的人就對不起了。

與古巴朋友私下聊天，可以感覺到卡斯特羅仍然深孚眾望，但同時人心思變，他們大多數在探討的不是卡斯特羅之後古巴會倒向美國，而是對中國模式和越南模式懷有濃厚的興趣。卡斯特羅的弟弟勞爾?卡斯特羅，最近也多次表示要學習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並在一些方面已經開始了行動，如通過了更加開放的農業政策，允許古巴市民購買手機、電腦等，這是好事情。回想起來，如果中國當初沒有走出計劃經濟的老路，沒有大刀闊斧地進行市場導向的改革，而只對舊的體制修修補補的話，中國恐怕也很難告別古巴今天這種短缺經濟的狀況。

但古巴並不全是弱點，經濟盡管如此困難，但還是實現了全民醫療低保。古巴的嬰兒死亡率據說低於美國。計劃配給供應，顯然保證了人民的最低消費和營養，所以看上去沒有發展中國家那種很多人營養不良的狀況。古巴現在還為一些中南美洲國家的窮人提供醫療幫助，使很多中南美洲的窮人也到古巴來看病。比較起來，我想中國通過30年的改革開放，國力大增，一年已有5萬億的財稅收入，我們在社保方面一定可以比古巴做得更好。

講到古巴，還有兩件使我深有感觸的見聞：一是在哈瓦那城東一街口矗立著一座為古巴獨立而犧牲的華人烈士紀念碑，上面刻著古巴獨立戰爭英雄蒂格沙達將軍盛贊古巴華人的兩句話：“沒有一個華人是逃兵、沒有一個華人是叛徒。”對一個民族的贊揚，這大概是最高級了。在19世紀下半葉的時候，華人人口曾一度占到古巴人口的十分之一。在19世紀古巴獨立戰爭中，數千華人投入獨立運動，有數支全由華人組成的部隊，英勇善戰，不屈不撓，揚名古巴，這個紀念碑今天仍使遊客停步註目，令華人深感自豪，當年為古巴獨立而長眠在異國他鄉的同胞們值得我們後人追念。古巴這個民族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民族，一個知道感恩的民族一定是一個有希望的民族。

在哈瓦那唐人街，我還看到正對著唐人街口的一棟大樓，上面刻著“太平洋酒店”的繁體字，但早已人去樓空。華人協會70多歲的陶先生告訴我，這些都是我們同胞的財產呀。這些華人業主當時都屬於古巴的富裕階層，古巴革命之後，逃避他鄉，這些財產也就給政府充公了。他說：現在華人門可羅雀，大概只有200來人了，都老了。他還說，哈瓦那曾經是美洲最繁華的城市，“那個時候還沒有拉斯維加斯，美國人周末都到這裏來吃喝嫖賭。許多富人都在這兒買了房子，吃喝玩樂。” 看著哈瓦那海邊大片的現已年久失修的豪華別墅，你就可以想象當年那些富人的奢侈生活，但是巨大的貧富差距導致了1959年的古巴革命。猖狂出逃的富人中不少是華人，當然也帶走了他們的資金、技術和人脈。這個世界上，缺少基本的社會公正和貧富差距過大總會導致動亂和革命，但革命是英勇的、浪漫的，痛快的，而革命之後的建設則是艱巨的、復雜的、耗費時日的。古巴人民在發展的道路上至今還沒有探索出一條符合自己國情的成功道路。

至於前蘇聯在戈爾巴喬夫領導下，走的是激進改革的道路，其結果大家都知道。但我們不能忘記在80年代，戈爾巴喬夫提出“新思維”和政治改革壓倒一切，引來我們國內很多人的羨慕和贊揚。經歷過1949年以來毛澤東時代無休止的政治運動，中國民間，特別是知識界，真誠渴望大規模的政治改革，因為我們政治制度中的問題確實不少。

戈爾巴喬夫是政治改革為主軸，用經濟改革來輔助政治改革，結果成了首先要保證政治進程不可逆轉，為此什麼都可以做，違背了經濟規律，結果是災難性的：蘇聯迅速解體，經濟全面崩潰，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儲蓄隨著發瘋似的通貨膨脹化為烏有，人均壽命降到了60歲以下。

我是1990年6月訪問蘇聯的，當時就感到了戈爾巴喬夫的方法行不通。首先是蘇聯經濟非常困難，商品全面短缺。我去莫斯科最大的百貨商店Gum, 漂亮的俄羅斯傳統拱頂商廈內，買什麼都要排長隊，在皮鞋和大衣的櫃臺，只有一兩種式樣，排隊總有100來人，而且需要護照才能買。莫斯科的天氣比我預期的要冷，我想買一件風衣，隨即開始體驗蘇聯式排隊，一個小時後輪到了我，一個服務態度非常粗魯的女營業員，告訴我，僅有護照不行，還需要有在莫斯科居住的證明，我只能作罷。中午又步行了一個小時，找不到一個吃飯的地方，餐館少，都排著長隊，營業時間又短。

俄羅斯人很有幽默感，很能苦中作樂。我路過一家電視機商店，裏面都是俄羅斯自己生產的笨重的黑白電視機，我好奇地進去望望，陪我的蘇聯社科院朋友拉了我一下，說：“你可千萬別買這家夥，它說不定會爆炸。我們這兒流行的說法是‘蘇聯的電視機是專門為蘇聯的敵人生產的’。”

政治改革帶來的一個巨大問題就是政治參與迅速爆炸，而蘇聯的體制完全沒有為這種參與做好準備。激進的政治改革首先導致了人們質疑蘇聯共產黨的合法性，然後質疑整個蘇聯國家存在的合法性。立陶宛首先宣布脫離蘇聯而獨立，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也緊隨其後。因為經濟形勢已經惡化，戈爾巴喬夫亂了章法，他本人的威望幾乎蕩然無存，誰都可以拿他開心。一個俄羅斯漢學家對我說了這麼一個笑話，有個人發誓要去克裏姆林宮把戈爾巴喬夫給殺了，於是他拿了把手槍便上路了，但不一會兒就回來了。人家問：怎麼回來了？他說，要殺戈爾巴喬夫的人排著長隊，我等不及了，只能回來。

我記得1993年“休克療法”的策劃者哈佛大學經濟學家薩克斯教授曾來日內瓦大學做講座。在場的一位俄羅斯知名學者、前蘇聯的美國加拿大研究所所長阿爾巴托夫，突然站起來提問。他用很清晰的英文質問薩克斯，“我的祖國已經解體了，你高興嗎？”說完拂袖而去。薩克斯一臉錯愕。他退場後，薩克斯說：“不是我們的方案設計不好，而是剛才提問的那麼一批共產黨的老朽在阻礙我們的改革，使得我們的改革方案受挫。”但人們更要問的是：改革方案的設計怎麼能不考慮到各種反對因素呢？

實際上關鍵還是這些美國學者不懂得俄羅斯的國情，亂開藥方，而蘇聯從普通的公眾到政治精英當時都迷信西方，迷信美國，全盤接受了西方政治話語，結果導致國家解體的悲劇。戈爾巴喬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很多俄羅斯民眾不能原諒他。戈爾巴喬夫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參選俄羅斯總統競選，得票率竟不到百分之一。一位俄羅斯朋友最近對我說：“90年代那些年，對俄羅斯是一場空前的浩劫，只有了解了這一點，才能理解為什麼今天的俄羅斯人對美國這麼反感，對普京這麼支持。”